大国锁钥：国产替代浪潮

猎头的电话接二连三，那些在上海张江高科从事芯片设计的工程师，明显感觉到自己正变得炙手可热。

中国加入WTO后的很长一段发展时期中，因互联网而富的有之，因房地产而富的有之，因金融而富的有之，在那个飞速狂奔的年代，人们记住了马云、马化腾、王兴、王石、柳传志、许家印，但是没有多少普通人能够说出中国半导体行业涌现出来的知名企业家。

过去年薪50万元的芯片设计人才，动辄被猎头在前面加个1或者2，变成150万元或者250万元年薪挖走。他们开始和家人盘算更换更大更舒适的住宅。即使是刚刚毕业的和半导体相关的优秀硕士毕业生，年薪动辄都能涨到七八十万元。这甚至推动了上海张江高科区域的房价飞涨。

短短几年之内，无数的热钱涌入半导体行业。这种“不正常”的繁荣皆源自“卡脖子”所带来的巨大不安全感。几年前，正是因为美国对华为等中国科技企业实行了粗暴的“卡脖子”措施，触发了中国全民“大造芯片”的热潮——在国际上，那些强大的竞争对手，如英特尔、三星、高通等的领先地位看上去似乎不可撼动，这多少让人有些沮丧。中国生产的手机、电脑、汽车大量使用着进口的芯片，每年的进口金额高达3000亿美元，超过石油的进口额。

2014年和2019年，两期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先后成立，资金规模高达3500亿元。与此同时，各个地方政府成立了数十只集成电路投资基金，总规模高达几千亿元。就连一些财政并不宽裕的地方政府，也拿出巨资来，投入这场国产替代大潮。

今天介绍的《大国锁钥：国产替代浪潮》正描绘了这场国产替代浪潮。在这本书中，作者归纳总结国产替代的发展路径，并用数十个案例对中国国产替代的进程进行诠释。

国产替代的几种路径

芯片行业的火爆，昭示着“国产替代浪潮”最热烈的时刻——但早在芯片热潮前，我国实际上早就开始了一场横跨多个领域、使用多种模式、实现不同目标的国产替代征途。

概括来说，国产替代的核心，是让中国获得设计、生产、销售、运营、维护某种产品的能力。最典型的几种国产替代路径：以北斗系统为代表的军工航天模式、以高铁为代表的“超级买家”模式、以京东方为代表的韩国模式和近些年以供应链发育为核心的苹果模式。

中国逐渐成为世界制造业一极，能生产越来越多的高端产品，从中国制造变成中国创造，背后实际上就是一条中国逐渐在各个领域实现国产替代乃至超越的漫长征途。

最早进行“国产替代”的，是和国家安全息息相关的军工航天领域。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一直到2020年的这30年，是中国军工被封锁的30年，但却是中国军工历史上发展最快的30年。以苏-27战斗机的引进为例，20世纪90年代中国从俄罗斯引进苏-27战斗机生产线，并实现了完全的国产化，这对于中国战斗机工业水平的提升非常明显。

军工航天模式用最简单直接的方式勾勒出了中国国产替代战略的思路：我们引进国外的装备和技术，绝不是一锤子的买卖，而是长期主义的自我升级——引进、吸收、再消化，哪怕西方敞开大门让我们自由购买所有的武器装备，我们依旧会在吸收外国先进经验的基础上坚持自主研发。

这种“引进——吸收——再消化”的路径，将会一次次在多个领域的国产替代中被看见。

将这条路径走出最强影响力的，是中国在高速铁路领域的国产替代。

当中国颁布“四纵四横”的高铁规划后，德国西门子、日本川崎等全球知名高铁列车生产商都兴奋起来了。但与此同时，为了避免重蹈“合资汽车”的覆辙，我们提出了一个极有高度的总体要求——“引进先进技术、联合设计生产、打造中国品牌”。

在铁道部的安排下，全中国数十家铁路车辆生产厂商中，只允许外商和6家核心企业进行合作。一旦发现有这6家企业之外的中国企业接触外商，铁道部将立刻出手予以惩戒。铁道部还公布了“高铁大单”的“投标资质”：第一，必须是注册在中国的厂商，第二，必须和中国企业签订了技术转让合同，第三，必须有200千米时速以上动车组列车的研制经验。除此之外，铁道部还专门设立了一个名为“技术转让实施评价”的评估机制，只要中国企业没掌握核心技术，那么就不算完成了技术转让，就不能参与高铁招标。   

在巨大订单的诱惑下，川崎、西门子、庞巴迪等国际先进高铁制造厂商开始“倾囊相授”——最终使得合作的中国企业完整掌握了从设计到制造、维护高铁列车的全套技术。几年后，中国推出了“复兴号”中国标准高铁动车组列车——这标志着我们已经完全消化吸收了外国的先进经验，形成了独立自主的一套中国高铁标准。

除了上述两种模式外，以京东方为代表的“韩国模式”也颇为值得注意——这是一种特别适合具有高确定性发展路径产业的发展模式。以面板行业来说，其发展具有较强的确定性——面板行业的投资遵循着其产线的升级，从1代线向如今的10代线发展，尺寸越来越大，发展路径高度清晰。

之所以称之为韩国模式，是因为韩国在半导体、面板等行业的发展就是在明确的发展路径指引下，持续进行大规模投入、最终在这些重资产行业里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功。我国的京东方实际上也是遵循着这样的发展模式。

中国的京东方从韩国收购现代集团的液晶生产线之后，先后投入近1000亿元进行自主研发、自建产线，这背后有北京、合肥、重庆等城市地方政府的参与。到2021年，京东方的液晶面板产业已经可以与韩国的三星、LG相抗衡。京东方的成功，证明韩国模式在中国具有一定的可复制性，尤其适合半导体、液晶面板、大飞机、太阳能、电动汽车、动力电池等重资产投资且高度可预测的高科技产业。

最近十几年，随着消费电子行业的兴起，一种更具整体效益的国产替代路径也逐渐显现了出来。这种新的路径的出现，意味着中国民间资本参与到了国产替代的进程中——以苹果产业链为代表的本土产业链崛起带来的国产替代。

中国过去20年在电子产业上的飞速进步，与苹果产业链的带动密不可分。10年前，中国在整个苹果供应链上还只能生产相对低端的零部件，包括玻璃盖板、外壳、印刷电路板等，但如今苹果产业链直接带动了本土的蓝思科技、立讯精密、歌尔声学、德赛电池、水晶光电、长电科技、超声电子、京东方等企业的发展，光上市公司都有数十家之多——所生产的产品也不再是那些低端零部件，取而代之的是各种具有较高技术含量的分系统、关键零件。

除此之外，苹果供应链至少在中国提供了数百万个就业岗位，这些工程师和产业工人成为中国发展先进制造业的宝贵财富。中国的电动汽车产业之所以发展到世界领先地位，和苹果供应链积累下来的这一大批产业精英有密切的关系。全球智能手机市场一年的规模接近3万亿元，中国无疑是这一波浪潮中最大的受益者。   

可以看到，从军工航天到消费电子，中国的国产替代进程呈现出了如下趋势：第一，从官方主导转向官方和民间两开花——民间资本在国产替代的进程中发挥越来越强的作用。第二，从非市场化转向市场化——市场化属性较强的汽车、消费电子行业的国产替代方兴未艾。第三，从单点突破转向全链突破——国产替代的形式不再仅仅是集中力量攻关后实现单个目标，而是产业链发育成熟后的水到渠成。

还有一种特别值得关注的则是“华为模式”——一种坚持追求高毛利，充分借助中国的工程师红利，将每年相当比例的收入投入到研发工作之中，通过强力的科技攻关实现国产替代的模式。

毛利率反映出的是一家企业的盈利能力，拥有高毛利的企业往往意味着其产品或服务因为过硬的品质或技术含量从而可以定一个更高的价格。在消费电子领域，华为和苹果的毛利率都属于最高的一档，苹果的毛利率常年都维持在40%以上，华为也是如此，而其他品牌则相对较低。

毫无疑问，华为的高毛利来自于其超强的研发投入——2022年的研发投入达到了1615亿元人民币，研发强度25.1%，处于历史最高位——这是个相当震惊的数字，因为即便是素来以技术研发著称的苹果，其研发强度和投入金额也才1915亿元，研发强度仅有12.8%。而华为研发能力的另一重支撑则是其庞大的工程师团队——华为总计19万人，其中有8万人都是研发工程师，几乎全公司一半的工作人员都在从事研发工作。

超强的资金投入加上庞大的工程师集团军，最后产生的效果就是华为获得了技术领先，从而实现较高的毛利水平，而这种毛利水平反过来进一步哺育了华为高强度的研发工作，两者相辅相成。

实现国产替代的长板和短板

在分析了若干“中国制造”“国产替代”的例子之后，我们可以总结出中国国产替代的一些规律，即：

中国特别善于发展这两种行业——第一种，新兴行业，特别是那些2000年之后兴起的行业，这些行业里的外国厂商没有先发优势带来的壁垒；第二种，专门的、细分的行业，特别是产业链较短且消费属性较弱的行业，这些行业里的中国厂商可以采用“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策略。前者的代表，是阿里、腾讯、大疆、华为，后者的代表，则是盾构机、特高压输电、高铁。   

这背后所体现的，是中国在制造能力上的优势：

最直接显著的是对各种资源的强大调度能力。中国是全世界最擅长建工厂的国家，引用世界经济论坛的数据，全世界132座灯塔工厂，在工厂的建造运营以及智能化水平上，全世界最好的132家工厂，中国占了50家。

以富士康在郑州的工厂来说，首先需要快速的土地准备，郑州当时在极短时间内搬迁了15个村子总计8000多位居民，同时还迁走了当地一个著名的大型纺织厂，在四个月内就完成了原定12个月才能完成的工程建设。为了调集一台空气压缩设备，郑州市政府直接从地铁工地上找到了一台符合要求的设备尽快运来解决问题。富士康工厂位于保税区内，郑州市很快就把保税区的配套做好了，甚至为了满足大型747货机起降需求还扩建了机场，更不要提30万工人和上万名工程师了——这等强大的资源调度能力，只有中国才能做到。

其次就是海量的理工科人才供给，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工程师红利”——根据教育部公布的信息，中国2021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高达57.8%，在校高校学生总规模达到4430万人，远超世界平均水平。中国是全球第一人口大国，这使得中国每年的高校毕业生数量又远居全球首位。这一切都始于多年前开始的高校扩招。

1999年教育部出台《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文件提出，到2010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将达到适龄青年的15%。由此正式拉开了高校扩张的步伐，也造就了中国的工程师红利。可以说，华为、字节跳动、小米、大疆这些横扫全球的中国科技企业，都享受了这一波扩招所带来的工程师红利。

可以想像，当这些资源被调动起来后将会对企业产生多么强大的促进作用。

相应的，短板方面，我们在传统行业、消费属性较强的行业里则相对落后——半导体、燃油车、航空发动机、制药……这些行业里的外国玩家普遍都有着强大的、因先发优势而构造的壁垒。

这方面弱势的形成，主要来源于我们的后发劣势。这里仅举一例，以供参考。

任正非曾经讲过一个值得我们警醒的事实，作为一个后发追赶的大国，中国长期以来对于见钱更快的应用型技术，比如工科非常重视，但是在基础科学的研发上依旧很薄弱。基础科学的不足直接导致了中国在材料科学、化工、医药、航空工业、机床、造船、芯片等工业门类上，对世界顶级的尖端产品攻坚乏力。这也是中国实现国产替代被“卡脖子”的根源之一。

具体的表现是，中国基础研究的内在结构不协调。2019年，中国高校的基础研究费用占比为40.2%，应用研究占比48.9%，试验发展活动占比10.9%——这说明高等院校是中国社会进行基础研究的绝对主力。科研机构和企业在基础研究上的花费占比分别是16.6%和0.3%，而在试验发展上的占比则分别高达53.1%和96.4%。而在欧美发达国家，企业则是基础研究的主力军——企业对基础研究的投入占比上，美国为27.17%，日本高达49.34%，韩国更是达到了59.88%，我国则仅有3.07%

基础科研不稳，我们就造不出高水平的光刻机、芯片、新材料、航空发动机、高端药品、高端机床——而这些高端领域的主角，恰恰是我们的企业们。

我们终将实现伟大的国产替代

2023年8月29日中午，华为顶着外部强力的制裁与技术封锁，推出了轰动市场的Mate60系列手机产品——这堪称是中国国产替代进程的一个里程碑——它几乎完美符合了我们对“国产替代成功”这件事的描述：

它是消费行业的，是受市场认可的，是高技术含量的，是基于中国强大供应链和工程师红利的……

事实已经证明，“国产替代”并不是一个口号，而是中国强大的资源调动能力、人才供给、庞大市场所发展出的结果。

中国国产替代的模式已经发生深刻改变，国有资本和民间资本都参与其中，完善的供应链开始发挥强大的孵化/加速作用。未来站在我们这边，新兴行业上中国优势明显，中国消费市场的崛起也预示着我们会在消费属性较强的国产替代方向上愈战愈勇——新能源汽车和智能手机行业就是典型。

我们，终将实现伟大的国产替代。